一、日美贸易摩擦概况

　　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近二十年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美贸易总额逐渐出现不平衡现象。在1965年，日本首次出现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其后整个对外贸易也出现顺差，并且连年累积，其数额越来越大。与日本相对应的，美国在对日本出现逆差后不久，其整个对外贸易也于1971年出现逆差。美国对日本的逆差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是几亿美元，在70年代上升为几十亿美元，在80年代进而上升为几百亿美元，整个90年代其对日本逆差基本上在500亿美元上下波动，大约占到美国对外贸易整个逆差的50%左右；到2000年以后更是上升为700、800亿美元。如此巨额的贸易逆差显然是美国难以容忍的，围绕这种贸易不平衡，日美之间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交涉，结果使日美贸易摩擦逐步升级。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把日元升值作为减少对日贸易赤字的一项重要政策。直到1985年的广场协议，日元对美元才大幅贬值。但是，就80年代中期以来的日美贸易关系看，日元升值与预期中的日本对美出口下降、对美贸易收支减少并没有呈现出十分吻合的相关关系。

　　具体来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日元对美元开始缓慢升值，但日本对美贸易收支在此期间却从70年代前半期的20亿美元剧增为87亿美元，到1983年达到195亿美元，直到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际，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已经达到465亿美元；而且这种增长趋势并未因为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大幅升值而停顿下来，相反，在1986和1987两年分别上升为553亿美元和568亿美元。虽然在接下来的三年，即1988、1989和1990年出现一定下滑（分别为524、490和418亿美元），然而，从90年代开始日本对美贸易收支在短暂下降之后，又恢复了快速增长（东南亚经济危机期间除外）。值得注意的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对美出口就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广场协议之后也不例外。这说明协议签订后，由于日元升值，日本对美国的进口在1988和1989年相对于出口上升得更快，所以才导致相应年份贸易收支呈现暂时下滑的局面。此后，日本进口稳中有降，同时其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很快摆脱了日元升值的不利影响，对美贸易收支又继续迅速增加。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美贸易摩擦较为严重，有其深刻的国际经济背景。（1）70年代以后日美经济转入低速增长期，市场问题尖锐，贸易摩擦难以通过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到解决；（2）贸易自由化运动的不断深入，促进了日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双方竞争与摩擦；（3）日美产业结构逐渐趋同，加强了它们之间产品的竞争性；（4）日本的某些部门从战后的迅速成长进入缓慢的成熟期。其产品在市场上逐渐饱和，生产能力过剩，经营环境恶化，如汽车，于是更加依赖出口；（5）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产品越来越多的进入国际市场，从侧面加剧了日美的竞争；（6）80年代初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和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阻力加大，日美在处理相互间贸易摩擦时的回旋余地缩小，增大了相互间市场的压力；（7）两次石油危机，使得石油进口国的贸易收支恶化，促使日美为弥补逆差而扩大出口。以上这些方面都加剧了日美间的贸易摩擦。

　　二、日美贸易摩擦的特征

　　日美贸易摩擦从表面上看，主要是由于日本对美出口急剧增加获得巨额贸易盈余，美国国内相关产业受到冲击，失业率上升，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相关产业协会采取各种方式向政府施压，从而开始限制日本进口的谈判。

　　从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来看，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日美贸易摩擦领域随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均GDP的增加而变化。日本产业从劳动密集型→资本（资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相应的，两国摩擦的领域的变动从50年代的轻工业（以纺织品为主）→60年代的重化工业（原材料工业，如钢铁）→70和80年代的加工组装产业（彩电、汽车）→90年代服务业网络业（电子、半导体等）。

　　（二）日本解决贸易摩擦的方法逐步调整：自主出口限制→对美投资生产→自愿进口扩大→国内市场竞争环境改善。

　　（三）如果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黑字与美国国内景气状况（如失业率的变化）、重大政治事件（如总统选举）、外交问题等等方面相联系，就会导致摩擦的扩大。

　　（四）日本采用消极、被动、搪塞的方式来对待美国的指责。一旦美国对日本有微词，日本政府便想方设法闪烁其辞，消极被动的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做出反应以求了事，而实质性的措施则一拖再拖，这是日本的一贯态度。

　　（五）最近，由于美国对中国等国的贸易赤字增加，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与欧盟的贸易摩擦扩大，在美国所面对的贸易摩擦群中，日美贸易摩擦问题的紧迫性与过去相比有所下降。

　　三、日美贸易摩擦的启示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从日美贸易摩擦中得到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一）贸易摩擦与日本对美国的出口产品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当然这种产品结构是以日本国内产业结构为基础的。

　　由于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常常在某个时期以几种产品为主，且这几种产品又往往大量的向美国出口，结果这种出口贸易结构很容易引起日美贸易摩擦。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水平结构是以纺织品为中心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结构，结果有关纺织品的贸易摩擦成为日美经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在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商品结构过渡到以重化学工业品为主的资本密集型出口商品结构，结果，有关重化学工业品的贸易摩擦便成为日美经济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

　　（二）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转型与贸易收支顺差（逆差）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二战后，日本处于国际分工阶梯的较低位置，但是它及时(1957年-1962年)完成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从而引起对美贸易收支从逆差转变为顺差；与此同时，美国即便在国际分工阶梯中处于较高的位置，由于不能顺利的完成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转型，于是，就不得不承担持续的结构性贸易逆差。

　　（三）一般说来有以下几种情况会日美贸易摩擦就会激化和升级。

　　(1)日本商品对美国的出口在美国进口中达到50%以上的比重；(2)其市场占有率在15-20%的时候；（3）日本的出口生产比例，即出口占国内生产总量的比重超过50%的时候。这是基于，如果日本国内生产的产品一半以上出口到国外，还不如将工厂转移到进口国更为公平的主张。(4)当美国的失业率超过7-8%时。从历史上看，日本对美顺差加大的时候，也是美国失业率上升的时期。（5）当政治性企业受到打击时。如美国钢铁公司或克莱斯勒、福特等对美国举足轻重的企业一旦受到打击，其相应的协会和议员代表就会加紧游说和对政府施压。（6）战略性产业受到打击时。如：钢铁、汽车、半导体等对任何一国来说，长期经济增长倚重的产业。总之，尽管贸易上有赤字，只要不发生上述情况，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就不会激化、升级。

　　（四）在日美经济摩擦过程中，日美两国对经济摩擦问题采取了多种对策；这种对策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且在日美经济摩擦的不同形式中也以不同的方式出现。

　　综合来看，日美两国针对其经济摩擦问题的主要对策有如下几种：在双边贸易关系中，常常采取的对策是美国要求日本自主限制其对美国的出口（即自愿出口限制VER）和开放国内市场（如自愿进口扩大措施VIE）；在双边投资关系中，常常采取的对策是提倡资本进出的自由化；在日元和美元的动向上，强调促使日元升值；在国内经济问题上，虽然日美之间的要求不同，但有几点是一致的，即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实行自由化和减少政府规制。当然，日美经济摩擦的中心问题是日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因而，日美两国针对其经济摩擦问题的各种政策和策略也是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为中心的。

　　（五）从美国对日本所提出的要求来看，解决摩擦所采取的策略更多的侧重于让日本作出让步。

　　即日本表面上的主动开放而非美国被迫提高日本商品进口的门槛（尽管美国常常以限制进口或者贸易报复作为威胁）。由于美国政府非常注重自身在其选民中或者世界上的开放形象，所以除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它极少采取明显的“保护主义政策”，以便与其所倡导的“贸易自由化”主张相一致。

　　（六）从日本接收美国要求的原因来看，除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原因外，一个有趣的因素是日本的产业策略。

　　即当其国内的要素成本在客观上已经不能再支持日本商品出口的增长率时，日本才会做出低姿态表示同意美国的要求。而这时距离美国提出要求的时间已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而日本正是借这段时间完成了相应的产业转型。以日美合成纤维贸易摩擦为例，60年代末美国与日本磋商要求日本签订纺织品协议，但日本一直闪烁其辞，直到1971年底才答应美国的要求。期间，日本国内产业调整在顺利进行，在70年代初，日本已基本完成了重化学工业化，作为轻纺工业的代表之一的纺织业在日本实际上已逐渐成为衰退产业，其在整个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从1951～1955年间的18.3%下降为1966～1970年间的8.2%，其在工业品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951～1955年间的41.7%下降为1966～1970年间的14.0%。与此同时，日本纺织业对海外的直接投资也逐渐增加，其中，直接投资数额较多的时期是1965～1974年间，且大多数是向东南亚各国或地区的投资，因而日本国内产业结构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而完成了相应的结构升级，这成为日本最终签订日美纺织品协定的基本经济原因。

　　（七）日本在缓和对美贸易摩擦过程中所采取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着重考虑了不同区位的优势。

　　从时间上看，20世纪60－70年代将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业）转移到东南亚地区，主要是利用当地的低成本劳动力；70－80年代在亚洲与中南美地区投资生产资本密集型产业（钢铁），主要是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而70年代中期以后在美生产彩电、机床，80－90年代在美投资汽车产业等加工组装产业，主要是由于美国当地具有相应完备的生产部门与熟练劳动力，而且与材料型产业相比，加工组装产业在当地建厂的成本更低。

　　（八）投资国出口的商品结构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某个部门所占比重越高，则该类商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低，投资国对该类商品投资替代贸易的倾向就越强。

　　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将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业)转向东南亚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其纺织品的出口在70年代便趋于下降；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彩电厂家在美国直接投资生产使得对美彩电出口大幅下降；80年代日美汽车贸易摩擦激烈的时期，日本汽车厂家到美投资设厂，所生产的汽车除在美国当地销售外，还返销日本或向第三国销售，为缓解日美汽车贸易摩擦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投资国从东道国进口的商品结构与其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结构有密切的联系。

　　也就是说，投资国在东道国直接投资中某一部门所占的比重越高，则其从东道国进口的商品中，该类商品所占的比重也越高，反之则越低。20世纪80年代，为了缓和对美贸易摩擦，日本将纺织和钢铁等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同时日本在该地区的进口结构也以这些产业为主。同样，80－90年代日本在美投资生产汽车，除在美销售外，还销往本国。

　　总之，世界经济结构本身，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有产生贸易摩擦的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更深的融入到国际生产体系中去，相互合作的同时，竞争和摩擦在所难免。各国根据其在国际分工阶梯所处的不同位置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同时，跨国企业在全球并行安排其各种职能（生产中心常常伴随着研发中心、地区总部等职能的进入），这也为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拓展其利益空间提供了可能。其中，某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并进行创新，其比较优势会成功的随着其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发生动态调整，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种迅速上升过程对于处于平稳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来说势必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尤其当上升的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时，双方的经济摩擦将在所难免，目前集中体现在贸易与投资领域。

　　这里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即：在后发国家或者地区进步的时候，先发国家或者地区是否及时找到或完成了产业结构的下一步转换，当然这也意味着一次意义深远的产业革命，对整个人类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如果已经找到下一步前进的目标或者完成了转换，那么既便后发国家已经跟上来，双方在某些部门（对先发国家来说是“夕阳”部门）存在一定摩擦，但是由于新领域已经被发现，在重大利益（或者总体利益）没有损失的情况下，双方的经济摩擦是比较缓和的。如果还没有找到，相对来说，在原有部门内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更突出，即具有更强的竞争力，那么双方出现严重的经济摩擦（甚至政治摩擦）都是有可能的。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对于后发国家还是先发国家，及时的产业升级都会使得摩擦降低或消除。在这个意义上说，贸易摩擦既可以自然的产生，也可以自然的消除，根本的原因在本国产业的发展。当然，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在竞争开放的环境中任何一个国家的进步，都会带来整个世界福利的提高；一方面一国的进步将带给其他国家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商品与服务，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将会在竞争的压力下更加努力，开发出更先进的产品与技术。无论如何，这都是个多赢的过程，关键是如何加强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创造新产业并调整好本国的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