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上涨就是通货膨胀吗
摘自《读懂中国金融》 作者：曾康霖 张小军 马玥
2015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可以说，这个数据还不错，中国经济成绩单尚为可圈可点。主流媒体对此的描述是，中国经济出现了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趋势，并且下半年经济增长好于上半年可能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能够将GDP同比增长稳定在7%，的确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与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2015年上半年，有三项“稳增长”的货币政策，包括存量债务置换、放宽企业债融资限制、盘活财政存量资金、降息、降准等措施，三次降准共释放2.6万亿元的可贷资金，三次降息共降低了贷款基准利率0.75个百分点。
货币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调节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去影响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与货币供给高度相关，货币供给又决定经济走向。
因此，研究货币政策，首先得清楚货币供给的本质。
为什么研究货币供给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供给？曾康霖教授解释说，研究货币供给的意义就是要考察谁在经济运行中起主导作用。
当代的商品经济是信用经济，也就是说，国家靠信用关系去调控国民经济；政府、企业、家庭靠信用关系去管理、生产和活动；经济实体靠信用关系去形成；社会成员靠信用关系去保存价值；经济生活中的矛盾靠信用关系去解决等。
商品经济的运行离不开信用关系，或者说商品经济的运行要靠信用关系去调节。
在这种条件下，货币作为一种信用流通工具实际上是信用关系的载体，凭信用关系而流通，商品－货币－商品的关系，也就是商品－信用－商品的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以信用关系作媒介和担保去实现商品交换。所以，对货币的需求也就是对信用的需求。
在信用经济条件下，货币的供给存在于信用关系的时差之中。信用关系有授信与受信双方。授信获得债权，给自己提供资产，受信承担债务，也能使自己获得资产，只不过是间接获得或以承诺偿付而获得。
举个例子来说，资产能够通过授信直接取得，如银行向顾客放款，顾客向银行存款；同样，资产也能够通过受信间接取得，如银行先吸收存款后发放贷款，顾客先取得借款后向银行存款。通过授受信用获得资产，也就是让授信方在获得一种权利时也赋予受信方另一种权利，受信方能以这种权利去抵消其承担的义务。
我们看到，货币只不过是一种资产、一种权利，它能用来抵消负债。只要授信方不要求受信方清偿，这种资产、权利便一直存在于受信方手中，就不会消失，就能继续作为货币来发挥作用。这不仅体现在银行信用关系中，也体现在商业信用中。所以，货币的供给存在于信用关系的时差之中。这也就是说，只要信用关系得以继续保持，货币便存在，如果信用关系消失，货币便不存在了。
银行信用货币和商业信用货币
如果说货币供给存在于信用关系的时差之中，则从广义说，供给社会成员的货币主要有银行信用货币和商业信用货币。
银行信用货币主要是银行对顾客发放的贷款而没有收回的那部分所形成的存款和现金，商业信用货币主要是商品生产经营者赊销商品而没有收回的那部分货款。这部分货款或者表现在商业票据上，或者表现在账簿中。以银行信用货币去清偿赊购货款，是以银行信用货币去取代商业信用货币，如果整个社会货币供给量包括商业信用货币，则这样的取代，一增一减，并不额外增加货币供给量。
如果整个社会货币供给量包括商业信用货币，则货币供给者不仅有银行，还有企业。现实经济生活中，当银行供给的货币不能满足货币的需求时，其他信用形式就会发展起来，创造出相应的信用流通工具去直接或间接地代替银行信用货币。如果银行提供的信用流通超过了货币需求，则其他信用形式就会受到抑制。这种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说明：货币供给首先决定于银行信用规模，其次也决定于其他信用规模。
曾康霖教授认为，银行信用货币在银行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信用关系中产生。
他指出：“当代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银行信用货币，银行信用货币在银行与其他社会成员中产生，这种信用关系的传导过程是其他社会成员先授予银行的信用，然后才是银行授予顾客的信用。”
这种信用关系，“反映在中央银行与存款货币银行之间，是中央银行先授予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然后才是存款货币银行授予顾客的信用”。
“中央银行授予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一般是对它贷款形成存款货币银行的准备金即基础货币，存款货币银行授予顾客的信用也一般是对它贷款形成顾客的存款或现金。由于存款货币银行有非现金结算的功能，实行部分存款准备金制，因而就有可能在中央银行提供基础货币的基础上派生存款。如果说中央银行提供基础货币是为存款货币银行创造信用流通工具形成债务的清偿能力，那么存款货币银行派生存款就是为顾客创造信用流通工具形成债务的清偿能力。所以派生存款实际上是存款货币银行提供的信用，额外创造一种信用流通工具去满足顾客清偿债务的需要”，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专业银行即商业银行也能单独供给货币。
财政收支是另一“闸门”
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两只手的调节，即看得见的手——政府和看不见的手——市场。因此，政府和市场必然会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区别在于影响机制。
曾康霖教授提出，财政收支是调节货币供给的另一“闸门”，也就是说，财政也是货币的供给主体。他说：“当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国家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生活。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生活有多种途径，但基本的有两条：一是减税，二是增支。其政策的选择主要决定于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需要，而不完全决定于财政收入。”
这就是说即使财政收入不足或没有增加，但为了调节需求，该减免的税收还是要减，该增加的支出还得增加。
我国一些年份的财政赤字为什么避免不了，概括地说，是国家组织经济生活的需求。当代的国家财政，已经不再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小商品经济的财政，而是大商品经济的财政。可以说，当代的国家财政是“负债财政”，即财政收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由举债收入而形成，包括向国外举债和向国内银行、个人举债。西方多数国家如此，我国也在所难免。
认识到财政收支的这种变化趋势并不是否定 “量入为出，留有余地”，相反，我们提倡在战术上“量入为出，留有余地”，而在战略上则要高瞻远瞩，运筹帷幄，适应信用经济的形式，学会善于与负债共处。
财政收支是对货币的收支，财政赤字必然向银行透支，从这一点上说，财政也是货币的供给者。在我国，财政部门与国家银行都要执行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财政出赤字，银行发票子”很难避免。这不仅表现为财政收支与银行信贷收支能够相互转化，而且在体制上国家银行又代理金库，办理财政收支，所以财政收支作为我国银行信用货币供给的一个渠道，是客观存在的。
通过财政收支供给的货币是法定货币，因为它通过中央银行，而中央银行是法定货币的创造者，但当法定货币转化为专业银行的基础货币后，便成为专业银行派生存款的基础。所以，财政收支直接供给的是法定货币、基础货币，间接创造的是派生存款。财政部门通过增值供给基础货币越多，专业银行创造派生存款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则越小。财政收支是调节货币供给量的另一“阀门”，调节货币流通，不能忽视财政收支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