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岗 王裕雄 吴崇宇 杨 臣
专家视线
我国经济增长近年来持续放缓，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第二季度起开始下降，随之而来的是对我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的各种原因的解读，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某些影响不小的观点也有与事实不符或以偏概全之嫌，有必要加以澄清。
人口增长率下降是否必然会使经济增长率下降？
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得益于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但由于近年来人口增长率，特别是劳动增长率出现下降趋势，学界出现“人口红利消失”的说法。持此说法者认为，过去二三十年，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因而经济剩余和储蓄率比较高，形成了所谓的“人口红利”，经济得以高速增长，而目前我国人口增长率下降和老龄化造成“人口红利”的消失，将会使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快速增长失去一个重要的保障。这种貌似合理的说法，在许多报纸和媒体上已经讲了很多年，似乎已经形成关于我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一种“共识”。但是，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并不仅靠劳动力投入的不断增加，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依靠劳动效率的提升。将过去经济的快速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所谓“人口红利”，是非常片面的看法。所谓“人口红利”其实是“劳动生产率红利”。显然，只要劳动生产率仍然保持较高的提升速度，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就能够以较高的速度持续下去。如果未来20年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不低于1991—2010年的平均水平，即在8%以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会使我国经济增速低于7%。
我国的投资率是否应当大幅度降低？
近些年，学界和舆论界不少人把我国当前的经济困难归结为投资率过高，一时间要求投资率降低甚至是大幅度降低的呼声很高。那么，我们的投资率是不是应该大幅下降？应该降到多少才算合理？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我们的资金供给情况怎么样，能不能为我们的投资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就国内储蓄而言，我国不仅比目前美、德、日等老牌发达国家高出约20个百分点，而且比韩国这样的新兴发达国家高出十几个百分点。与阿根廷这样的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比，则要高出1倍。较高的储蓄率，过去是我们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今后仍然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重要保证。
主张我国投资率应该大幅下降的一个理由是指责我国的投资率过高，浪费严重，投资效率极低。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是需要商榷的。我国某些部门和行业目前存在的产能过剩，确实需要去产能。但是，对于目前的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应当有全面的认识。所谓产能过剩，是相对于现在发生的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国际经济的萧条状态而言的过剩，并不是生来就过剩。要尽快实现转型升级，帮助一些仍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渡过难关，避免“去产能”导致失业过度增加和资本的不必要的毁灭，遏制经济的持续下滑，投资就必须保持足够的力度。
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是不是变弱了？
过去较长时期内，廉价的劳动力是支撑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的主要支柱。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减缓，劳动力成本呈上升趋势。一些国外学者据此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即将被印度和越南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取代。这种判断如果成立，中国产品的外部市场必将日益缩小，经济增长的需求条件将恶化，但是，这种看法事实上是不成立的。
虽然近年来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实际工资快速增长，但与世界主要出口国家比较，我国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非常明显，而且这种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保持下去。当然，从长远看，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可能会失去单位劳动成本的优势。不过，由于这些国家中的多数在基础设施、劳动生产率、资本存量、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管理水平和其他社会条件等方面，与我国的较大差距很难在较短时间内消除，同时，考虑到我国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前景，它们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在单位劳动成本方面形成对我国的优势，虽然可以说是一种不能排除的可能性，但无疑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的过程。
此外，还应看到，近20年来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出口在全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而附加值较高的资本密集型高端制造业产品的比重正在逐步提高。从出口结构来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我国出口的冲击是比较有限的。这也提醒我们，在国际贸易中，低收入国家与我国并不在同一个竞争层次，一些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低收入国家转移也是正常的，并不会挤占我国出口在世界总出口中所占份额。
由以上分析可见，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当前没有下降，而且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会下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仍然强劲。
（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湘潭大学经济学院）
